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，大部分研究只看到出版业作为一个产业的属性，忽视了其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。 其一，出版数字化转型与“创造性毁灭”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（J. A. Schumpeter）首倡“创新理论”，他说：“不要以为技术 创新就好像是在公园里散步，每个人都能高高兴兴。技术创新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，如果你成功了，你将毁掉别人的事业。”然而，熊彼特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种破坏，他发明了一个广受欢迎的新概念即“创造性毁灭”——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毁掉旧的工业，而让新的工业有崛起的空间。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，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。但问题是，如果站在“旧的工业”内部的立场上考虑，外部他人的创新就是一场灾难。网络企业家们确实建立了“一种新的生产函数”：他们不仅创造出新的产品，其生产方式也是全新的，他们几乎不消耗任何有形的原材料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，控制了新的原材料——数字化的人力资源的供应来源，实现了一种产业的新的组织。互联网企业彻底打破了传统出版业的垄断地位，还在新的领域试图形成新的垄断。我们不否认有一部分从旧工业体制内逃脱的人会投入这样的创新，成功地转型为新的企业家，但是更大量的创新肯定来自传统成熟工业的外部，这在传统工业看来就是一种“外行搅局”。在出版领域，这些年来的数字出版发展的现实证明：“外行搅局，搅出了一片新天地”。 其二，出版数字化转型与制度难题。有学者从理论视野研究了“技术创新”与“文化产业制度创新”之间的辩证关系，认为技术创新在推动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同时，也因其不断泛化和加速的趋势为制度创新设置了更高的壁垒，而制度创新虽然可以推动技术创新的进程，但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滞后性又成为技术创新的内在障碍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冲突，在制度层面主要体现为版权保护立法和网络安全立法等方面。网络版权保护立法的严重滞后，是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制度障碍之一。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新闻与互联网研讨会上，默多克不仅对政府在出版数字化方面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大加抨击，对网络出版者无视版权所有人的意志和权益而肆意“合理使用”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也给予了痛斥：“他们只是在靠其他人的辛苦努力和投入为生。他们对我们的文章大批地盗用并不是‘合理使用’。说得难听一点儿，那叫‘偷’。”连美国这样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都存在如此乱象，足以说明出版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之难。 其三，出版数字化转型与文化价值悖论。为特定经济体制所选择、吸收的文化价值都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，在某些方面能促进经济的发展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。这就产生了所谓文化价值悖论：越是具有深厚人文内涵的文化艺术品类的经营、演出和出版，往往越是难以推向市场，难以占有群众的文化心理，难以赢得人们的审美取向，其观众数量、收视频率、商品价值都比较低。而满足人们享受兴趣、平俗情调、感官刺激的色情文学、暴力文学、皇室文学、武侠文学等作品却吸引着广大群众。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层面，一些人正是以文化之名拒斥技术创新，另一些人则以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抹杀出版的文化特质。政府的极力推动使得传统出版人在公开场合大多会有很好的表态，但是在私底下、在实际行动上，传统出版体制中的人们总是犹豫不决，甚至拒斥技术创新。而那些以技术创新为先导，进而率先适应了新的市场法则的数字出版人，在资本逻辑的“怂恿”下，则未免时时生发冲击现有体制的冲动，有时竟至突破社会伦理的底线。而在个体层面，无论是传统出版人还是新出版人，在不得不进行选择时，也大多经历着这种分裂的痛苦。 其四，出版数字化转型与主体认知偏向。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，人们将更多的视线聚焦于对“异端”即与传统观念对立的新发现的宽容上。今天的宽容则增加了新的内涵。据统计，硅谷新创办的公司在3年后的成活率不到百分之一，“大量地生、大量地死”的机制是硅谷技术创新的显著特征，大量的失败者在宽容机制的保护下可以再去尝试，可以卷土重来。但是，在出版领域，由于长期以来的政策保护和实际上的资源垄断，人们过惯了舒适的日子，因此，不仅在其内部缺乏创新的动力，对发生在身边的创新尝试也表现出不屑甚至极大的不宽容。这大抵是目前中国传统出版业陷入今日之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。有学者指出，传统出版单位应对数字出版挑战的三大误区之一，就是“把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截然对立起来，认为两者是此消彼长、你死我活的关系”。数字出版的确有被无限拷贝的可能性，非常容易被复制，因此，长期以来，很多出版人都认为把书放到网上后，纸质图书的销量肯定受影响，甚至被挤压掉。作为对创新风险的一种本能反应，这或许无可厚非，但是，如果用科学宽容的原则加以考量，则应该是努力加以克服。 （作者系上海教育音像出版社社长、上海电化教育馆副馆长） 引文来源 中国最权威的新闻出版资讯网站